中国边疆学研究及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
宋才发
中国边疆学作为21世纪一门方兴未艾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加强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既是当下民族学一级学科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是国家边疆安全、边疆建设和边疆发展的重大课题，更是新时代赋予边疆学人的重大历史使命。
一、中国边疆学研究现状及相关学术理念诠释
（一）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艰难起步及未来发展构想
作为历史产物和现实存在的边疆，既是当下边疆建设与发展的客观场域，也是边疆学研究的具体对象。脱离抑或离开边疆这个客观的现实存在，就谈不上对边疆学的研究。“边疆学”这个专门的语词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号《殖边月刊》杂志。3年后的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依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正式提出并使用“边疆学”概念。又过三年后的1939年，杨成志先生在中山大学文学院率先向教育主管机构提出在国立中山大学设立边疆学系建，制订了《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据本人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考证，这是最早在中国高等学校提出设置“边疆学专业”“边疆学学科”的建议。尽管该建议案最终没有获得官方批准，但是希望把“边疆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主张，毕竟由少数专家的构想变成了学界的共同心声。20世纪90年代以降，学界又提出了“中国边疆学”概念和学科构建问题。譬如，马大正研究员提出要以“中国边疆学”命名，认定中国边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边疆学已迈过它幼年的起步阶段，进入青壮年厚积薄发的发展阶段，甚至成为民族学一级学科研究领域的显学。但是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形成抑或得到社会的公认，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形成拳头、下一番苦功夫研究边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譬如，建立一个核心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核心概念，那么，“中国边疆学”就有可能还原为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中国边疆学不可能在“自说自话”的基础上产生。有关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目前尚处于学术调研、学术讨论的发展期抑或研究阶段，距离真正搭建起一门较为规范的学科体系，还需要经历长期的知识积累和成果积累过程，需要做许多艰苦扎实的努力才行。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对当代边疆治理、边疆建设、边疆研究现实需要的一种理论回应，构建边疆学学科体系有它的实践需要。创建和形成中国边疆学多学科、开放性的学科体系，需要倡导一种可供本领域专家学者效仿的思维方式，引导同行专家学者在学科知识积累、学术研究方面集思广益；需要创设本研究领域大家熟悉的研究范式，尤其需要通过大众传媒推介和传播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学科功能，在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学术切磋与学术交融的过程中，让更多的其他领域专家学者接受和认同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理念。
（二）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历史背景以及逻辑起点
中国边疆学研究具有优良深厚的学术传统，历经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共同努力，把中国边疆的历史与边疆的现状结合起来研究，已经抑或正在突破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的范畴。马大正研究员在总结近代以来边疆学研究筚路蓝缕的艰难历程后，认为自19世纪中叶肇始至今，边疆学研究已形成并出现过三次高潮：（1）自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第二次高潮的标志。（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提出和论证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标志着中国边疆学研究进入第三次高潮。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和疯狂掠夺，彻底打乱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依据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和历史特点分析，中国边疆学研究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以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为历史分界线，前期可视为“王朝国家阶段的边疆学”，后期可视为“民族国家阶段的边疆学”。作为具有科学独特性和生命力的中国边疆学，其逻辑起点不应当继续在发黄的故纸堆里面去寻找，而应当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逻辑起点绝对不是某种捉摸不定的、玄而又玄的东西，一定是也必然是固定的、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的东西。把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定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后，可以从时间的维度和空间的维度两个视角把握边疆学。既有利于达到和实现边疆学的学科化，也有利于促使边疆学研究的时空统一性，并且具备边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参照系。张世明教授就曾指出：“边疆学在众多学科之间的边界交汇起点这种‘学科化’也表现出一种‘边疆性’，……这种学科的‘边疆性’使边疆学吞吐融合各种学术养料，具有与相关学科核心领域不同的特色”。这是因为民族国家形态相对于其他形态的国家类型而言，包含有国家的主权性、民族性、公民性等特殊要素，成型的民族国家塑造了成型的国家疆域和边疆领土。就其理论分析而言，“边界”是边疆学的关键词和核心概念，边界是指国与国之间的交界线。尽管“边境”是“边界”的近义词，但是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别，边境通常是指边界线内侧30—50公里范围的区域。譬如，我国边境就是与相邻国家接壤的地级市、县（旗）行政管辖范围内的领土。当下人们谈论的“边疆战略”“边疆治理”“边疆发展”“边疆安全”和“边疆稳定”，可以说都是由“边界”引发和延伸出来的。边疆学之所以视边界为关键词和核心概念，是因为在世界空间的有限性与国家利益的无限性之间，现实存在的和必然产生的诸多矛盾，需要和仰赖于通过边界法治的方式去调整。所以，周平教授就认为：“民族国家把一个国家疆域视为国家主权管辖的地理范围，这个地理范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领土’。‘边界’就是用来清晰界定国家领土的范围界限。”正是由于有了民族国家这个政权实体，才使得边疆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
马大正研究员在《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一书中，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自新中国成立到2014年我国边疆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对于学界在这个时间段里，出版的相关著作和学术论文进行了有价值地评价，介绍了学界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学术思想、理论建树和积极建议，较为准确地描绘了中国边疆学的演进历程和未来发展的趋势，立体式地展示了中国边疆学的厚度、深度和广度。从当下边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考察，边疆民族地区是边疆和边疆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和核心区域。其中，西南边疆又是研究的热点区域。就边疆研究的现状和整体而言，西北民族地区边疆属于第二梯队，东北与北部边疆紧随其后；对西北边疆史地和西域问题的研究，是西北民族地区边疆研究的核心问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区域的有效治理，则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出发点，边疆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是其落脚点。其实“边疆学”与“中国边疆学”，是两个含义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由于“边疆”本身属性较为复杂，涉及内容相对较为宽泛，研究学科背景和方法的交叉性，使得边疆学的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呈现出研究主体多元、研究主题多样、内容泛化不聚焦的问题。边疆学作为一个学科而言，它应当是人类对知识体系的探求过程，不只是要在国内学术范围内立得住脚，而且还必须面向世界，在世界的学术范围内立得住脚，是一门人类对“边疆现象”做出理论阐释的专门科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使用“边疆学”的提法似乎更为妥当，因为边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需要得到其他学科的支持才行。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多是为了使正在冉冉升起的边疆学学科，在指向上以示与国外的边疆学具有明显的区别性。如果从这个视角考虑问题，使用“中国边疆学”概念也不是不可以的。在中华王朝的历史嬗变中，清王朝的国体和政体扮演了一个独特的、却足以支撑一种类型的作用。王朝国家多有向周边地区开拓疆域，以增进其统治权的意图和倾向，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朝国家关注边疆的核心利益，多是“疆土”而非“人群”。诚如张世明教授所言：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内核地带是比较稳固的，但学科的外围边疆地带则往往比较模糊，并且多系未开发的空白或者低度开发的区域”。所以，边疆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在“边疆”的前提下通常就是地理疆域，可以说边疆是王朝抑或国家这类政治实体直接演化出来的产物。因而边疆学研究自清王朝以降，可谓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清王朝之前的历朝历代，对边疆的关注基本上“集中体现在司马迁《史记》‘四夷传’开其端、20世纪初叶《清史稿》‘吐司·藩部·属国’殿其后的所谓‘正史’的系列编簒之中。这一系列关注的边疆，是从王朝的中心朝向周边外围所做的延伸性观察。”姚大力教授在《追寻“我们”的根源》一书中，认为清王朝是与“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对应的“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正是在这种复合型王朝的场景下，边疆被赋予中原王朝核心之四周的人群及广阔的疆土。然而明确提出“中国边疆学”概念的，既不是清王朝时代的专家学者，更不是清王朝之前的专家学者。就笔者所接触到的研究资料看，当代的邢玉林编审、马大正研究员算是较早提出构建“中国边疆学”的专家代表，方铁教授更是力主创设“中国边疆学”权威专家之一。包括其他诸多专家学者在内的、对中国边疆现实问题研究的一系列成果，确实把中国边疆学研究从幕后推到了台前，促使中国边疆学研究成为一个时期以来的热点问题，在推动“‘中国边疆学’的发展上有着里程碑式的地位”。
二、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
（一）“边政学”研究是边疆学研究的前奏曲
边政学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形式而言，都要比边疆学的资格老得多，对边政问题的研究在我国由来已久。“中国边疆政治学”抑或“中国边政学”，是在既没有“边疆学”学科体系，也没有厘清“边疆学”基本内涵和外延的情况下出现的。譬如，中央民族大学吴楚克教授2005年就出版了《中国边疆政治学》，云南大学周平教授2015年也出版了《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边疆就是史学界所关注和用心研究的重要问题。历代先贤和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视角，对边疆治理做过可歌可泣的探索。在《二十四史》中，就有关于边疆民族、边疆社会治理的历史记述，成为后世研究中国边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教授1942年发表的《边政学发凡》，可以说就是“中国边政学”框架的雏形。中国边政学研究发源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边政学研究与边疆学研究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边政学研究实质上就是边疆学研究的前奏曲。马大正研究员曾经把“中华民国”时期的边政学研究，看成是边疆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学科的分立就如同社会分工愈来愈细一样，体现了“具体学科对象的差别”和“术业有专攻”的学术发展规律。事实就是如此，“民国时期边疆学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在学科构建上也初见成效，表现为边政学的构建并形成体系。”反之，如果没有边疆学对研究边疆具体问题的宏观指导，那么，被视为边疆学旗下的边疆经济学、边疆政治学和边疆社会学，几乎就无法萌芽和产生。任何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一般都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二是有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三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三大体系研究是边疆学最主要的内容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传承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文明延续性的国家，中国边疆的概念和内涵具有悠久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边疆学就是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以政治地理学为基础，构筑中国的地缘政治学，也就是中国边疆学。边疆的本质规定，是国家政治利益的集中体现。中国边疆学的理论规范，应当为国家政治利益服务；应当揭示边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客观运行轨迹以及发展变化的规律；应当遵循新时代中国政府的政治制度，为中国特色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做出努力。（1）话语体系是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中国边疆学的话语体系涉及到“中国边疆是什么？”“边疆从哪儿来？”“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这里所论及的话语体系，是指一整套表述某种思维系统的语言系统。本人在华中师范大学刚出道的时候，并非就是研究“民商法学”和“民族法学”的人，而是隶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学科带头人。考察和研究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类推证明中国“边疆学研究”和“边疆学学科建设”的根本问题，实质上就是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话语体系问题。譬如，“中国边疆的学科、学科体系、学科建设的现实情况以及学理层面，鲜明地透视出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一方面，话语是表达边疆思想与传递边疆知识的媒介，没有科学、成熟的话语体系，学科便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主要是通过话语体系来体现和表达的。”一个成熟的学科，需要有一个合理可行的话语体系做基础。假如话语没有特色，学科难言价值；话语体系没有形成，学科体系难言影响。中华民族悠久而深厚的知识积淀，正是中国边疆学体系构建的厚重基础。（2）学术体系是学科存在与发展的核心。学术体系是指学术研究的系统化，最根本的是理论观点的系统化，以及研究方法、科研手段和学术评价标准的系统化。这是学术能力和学术水准的根本所在，系统化通常“基于资料、始于问题、链以逻辑”，体现在学术带头人、学术成果、学术评价和学术传承上面。包括中国边疆历史沿革、边疆安全稳定、边疆繁荣发展，诸方面理论与实践的系统化，既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边疆学知识体系、学术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历代边疆建设实践者和理论者辛勤劳动的结晶。（3）学科体系是学科存在与发展的支撑。学科体系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学科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是中国边疆学建设的前提，也是中国边疆学持续进步的重要依托。……打造中国边疆学，必须按照边疆研究的基本属性，注重多学科有机结合、彼此交融，注重多学科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必须按照边疆研究的学术规律，形成具有时代特点、内涵多样、结构合理、立足前沿、适应国家需求的学科体系。”
（三）边疆学研究成果服务于边疆治理的价值追求
新时代边疆学的兴起以及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的提出，从客观现实上看，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边疆治理战略目标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面就包含有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当代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心任务。边疆学的研究成果，源于边疆治理鲜活的实际效果，是边疆建设实践者和相关理论工作者共同智慧的结晶。通过中国边疆学研究达到有效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和边疆地区安全，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边疆学发展的重要目标和现实出发点。边疆学的研究成果尤其要服务于当下的边疆治理实践，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和边疆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这是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的现实需求和强大动力。边疆学研究成果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是边疆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通过对边疆问题的深入调研和现实考察，以具有思想穿透力和说服力的成果方式，服务于党政机关对边疆治理和边疆建设的决策咨询，为实现边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理论贡献。专家学者把自己思维创造的成果，以提供智力支持的方式服务于边疆社会，应当说这就是构建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初衷，是边疆学研究的现实导向，也是边疆学研究和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必然归宿。
三、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以及边疆学建设
（一）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理论
“中国边疆不仅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边疆是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现实边疆是对历史边疆的延续。当下边疆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实质上多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的科学，对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边疆历史的解读。边疆历史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基础，中国边疆学的知识溯源，需要从历史学的分支“中国边疆史地”开始。综上所述，就是中国边疆学同中国历史与现实、同中国边疆史地之间的相互关系。李大龙编审认为“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由一体、两足、八分支构成，即中国边疆学是一级学科，其下有中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应用学两足支撑，研究的具体展开则是进一步划分的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中国东北边疆研究、中国北部边疆研究、中国西北（新疆）边疆研究、中国西藏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中国海疆研究、中国海洋研究等八个分支体系。”学术体系之构建是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学术体系关涉到学科内部体系结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研究方法问题。学科体系关系到学科的发展定位和未来方向，学科体系在理论上不仅包括知识的分类，而且包括有关知识分类的制度与规范，规范在这里体现了制度权威在知识体系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学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揭示知识体系既有的内部机制也存在外部条件。但是学科构建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由知识生产规范与社会承认焦虑交织而产生的学科化冲动，需要接受知识生产规律与学科发展逻辑的制约与驯服。中国边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具有综合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中国边疆学研究属于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需要十分重视对边疆地区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需要掌握多领域、多学科知识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尤其需要处理好实证研究和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内容，不仅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边疆政策，而且涉及到军事、外交和国防，还涉及到自然资源、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等。
（二）中国边疆学构成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在这里是指对专业学科门类整体设置的系统化，中国边疆学的关键词和第一要素是“中国边疆”。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中国边疆学是以中国边疆为其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门独立的知识体系。因而它的第二个关键词和要素是“独立的知识体系”。中国边疆学体系在空间格局上，“把中国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作为整体进行全面考察，研究边疆起源、演进的规律，以及国家治理边疆的全过程。”在时间脉络上，中国边疆学覆盖古代边疆、现代边疆和当代边疆全时段，涵盖国家历史边疆和国家领土的形成与演进全过程。必须从基本理论上进一步弄清楚边疆学的学科目标。因为只有从理论体系上弄清楚边疆学的学科目标，才能抓住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乃至建成的本质问题。概括地说，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有三个基本目标：一是便于集中力量探寻边疆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边疆历史发展嬗变的规律，为阐释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提供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石。二是便于集中力量厘清现实边疆治理、边疆建设的来龙去脉，为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依据和理论支撑。三是便于集中力量探究边疆开发经营的历史轨迹、现实进程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为现实边疆治理、开发、繁荣和长治久安提供决策咨询。从中国边疆治理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上看，构建中国边疆学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既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更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全面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它对于凝练边疆治理、边疆建设、边疆繁荣发展的内在精髓，诠释国家历史疆域和国家领土嬗变的历史轨迹，揭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边疆学具有建成独立学科的基本条件
一个学科之成为一个学科，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范式。范式有观念层面的，也有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学科建设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进行范式的构建和巩固。改革开放40多年来，边疆史地研究取得了一大批丰硕的科研成果，客观上既推动了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也促进了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关键是初步形成了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为边疆学学科体系最终建成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成果再丰厚，也不能意味着就可以从中衍生出边疆学这个新学科。现实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学界对中国边疆学的认识不透彻，对边疆学的体系、内涵以及特点还缺乏一致的认识；二是边疆学的研究主体多集中在边疆史研究领域，且边疆史研究又与中国史研究浑然一体，显示不出边疆研究是一门独立学科；三是“在中国边疆学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知识基础、研究方法等问题上的思考还不够深入。”“经历千年积累，百年探索，三十年创新，中国边疆学已经基本完成学科层面的建构。一般认为，学科是集中知识的平台，有关中国边疆学的知识汇聚于同一个平台上，便形成了有明确定位和鲜明特色的中国边疆学。”同过去几十年相比较，当下的边疆学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教学科研机构，都设立了边疆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有一批科研人员专门从事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长期以来一直在引领和推动全国对中国边疆学问题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是当下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专业性学术期刊。边疆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学科化诉求，就其基本条件而言，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形成特定的研究领域以及相应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二是要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学术出版、机构建设诸多方面得到制度性支持。“一个学科最终建立起来，并且得到普遍的社会承认，需要这两个方面的相互支持与配合，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前者决定着后者。”对于“边疆学”这样一个还没有成其为独立学科的学术概念，多数学者是先入为主地把它当作一个既定的、不言自明的概念使用的，其实不然。要知晓一门新兴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概念，只有借助对学术发展史的梳理才可能获得真知灼见。尽管中国边疆学还没有获得国家的“出生证”，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无论是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直到现在还没有给予“中国边疆学”应有的名分。既然边疆学已经具备建成独立学科的基本条件，名分固然重要、名不正则言不顺。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中断对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和对边疆学科体系的建设工作，应当群策群力先把事情干起来。对于任何一件新生事物的诞生，在众人还没有接受它之前随时随地都会遇到阻力。作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本人2000年在学校党委常委会上，提出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三个本科专业，建设成“从本科到博士一条龙的培养模式”的时候，就曾遭到一位时任副校长的党委常委的反对。他断然否定说：“老宋的想法是好的，但胆子太大，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争取法学院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机遇，本人当即把这位领导的话顶了回去。经过常委集体讨论统一意见后，中央民族大学向国家民委、教育部呈报《中央民族大学关于创设民族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民族法学学科的论证报告》。200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批准中央民族大学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法学门类“民族法学、民族政治、民族地区行政管理”3个博士、硕士学位专业并实现当年招生。这也即是说，中国边疆学在“学科、专业目录”还没有“上户口”的情况下，应当按照中国边疆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借鉴国内其他学科建设的经验，一边扎扎实实地进行学科建设，一边争取得到更多同行专家的认同和认可，用扎实有效的学科建设成就去争取获得名分。
（四）边疆学学科体系隶属于民族学科体系
构建新时代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是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边疆学学科体系原本就隶属于民族学学科体系。从类型上看，中国边疆学是认识边疆、把握边疆历史规律的重要学科和学术工具，是一门富有中国特色的、融合了民族、地区和边界三种要素的新兴学科，是专门研究和探讨中国边疆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综合性学科。从性质上看，中国边疆学不属于热门学科，而属于冷门学科；不属于成熟学科，而属于尚未成熟、正在建设之中的不成熟的学科。从定位上看，中国边疆学是一门典型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必须按照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要求，遵循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学术范式、学术标准、学术规则和学术规律予以构建和建设。要把中国边疆学作为民族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把中国边疆学建设成为学科体系完备的成熟学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边疆学学科体系需要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位一体建设，要求多学科在融合交叉的状态下开展学术研究；需要按照“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总体要求，把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作为出发点，着力打造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边疆学学科体系。